God 应该翻译为“神”，还是“上帝”？

 

要厘清这一问题，需要从中文翻译史与翻译原则两方面入手。

 

一、历史上的翻译实践

唐代景教文献中，将 God 称为“天尊”，这是当时在汉语宗教语境中对至高神的表达。

罗马普世教（天主教）在进入中国后，对于 God 的中文翻译始终未能在内部达成共识。最终，由教皇裁定，不采用”神”，也不采用”上帝”，而是使用”天主”。在其《思高圣经》中，God 译为”天主”，the Lord 多译为”上主”，而 Spirit 则译为”神”或”圣神”，形成了一套与新教完全不同的术语体系。

 

二、真正意义上的新教中文书集翻译

新教中文书集的系统翻译，最早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的《马殊曼译本》。英国浸信会宣教士约书亚·马殊曼（Joshua Marshman），在乔安斯·拉沙（Joannes Lassar）的协助下，于1816年完成新遗嘱翻译，1822年完成旧遗嘱翻译。

与马礼逊的《神天圣书》合称“二马译本”的这两部作品，均一致采用“神”来翻译 God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出于对原文忠实与语义清晰的考量。

 

三、“神”与“上帝”之争的由来

1850年代，由英国书集公会推动的《委办译本》采用了”上帝”一词。与此同时，俾治文、克陛存等宣教士则坚持形式对等与直译原则，于1862年出版译本，继续使用“神”。

两种译法并行，反映的并非信仰差异，而是翻译理念的分歧：

是追求中文文风的崇高感，还是优先保持原文的语义弹性。

 

四、”神”与”上帝”各自的语言理由

支持”神”的观点认为，希伯来文 Elohim（以罗新，复数） 既可指独一的创造者，也可泛指众神。中文的“神”同样具有这一语义弹性，恰好对应原文。

支持“上帝”者则强调其在中国古籍中的至高意味，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中的“昊天上帝”。然而，正因为“上帝”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有明确的宗教与政治指向，它并非一个中性的“空白词”。

 

五、“上帝”一词的文化负担

在中国传统中，“上帝”既指天界主宰，也可指帝王本身；在道教体系中，更演化为玉皇上帝。中国古代对“上帝”有长期祭祀与明确职权理解，这与书集中“自有永有、创造天地”的神存在本质差异。

正因如此，明末利玛窦等人试图使用“上帝”来指称受膏者教的神时，遭到大量儒士反对，认为二者并非同一概念。1715年，教皇克勉十一世更明令禁止使用“上帝”一词。

 

六、中文书集的现实困境

时至今日，中文书集仍不得不同时出版“神版”与”上帝版”。这一分裂并非源于原文，而是源于中文语境与历史争论的遗留问题。

 

七、译者的结论

既然“神”与“上帝”都不是书集原文的专用名词，那么选择的关键，便不再是宗派偏好，而是翻译理论。

正如使徒帕尔在徒17:23 中，并不避讳外邦人使用“神”的称谓，而是将其真实意义显明出来。

因此，本《书集》在翻译中选择使用“神”，并非否定任何传统，而是出于语义准确、系统一致、避免文化误导的考虑。